|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Karl Marx (18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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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宣言 | Le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 ||
| 一、資產者和無產者[1] | I. Bourgeois et prolétaires | ||
|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2]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3]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陪臣、行會師傅、幫工、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各種獨特的等第。 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 但是，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中世紀的農奴中產生了初期城市的城關市民；從這個市民等級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社會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 以前那種封建的或行會的工業經營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隨著新市場的出現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場手工業代替了這種經營方式。行會師傅被工業的中間等級排擠掉了；各種行業組合之間的分工隨著各個作坊內部的分工的出現而消失了。 但是，市場總是在擴大，需求總是在增加。甚至工場手工業也不再能滿足需要了。於是，蒸汽和機器引起了工業生產的革命。現代大工業代替了工場手工業；工業中的百萬富翁，整批整批產業軍的統領，現代資產者，代替了工業的中間等級。 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同時，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愈是擴展，資產階級也愈是發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資本，愈是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4]伴隨著。它在封建領主統治下是被壓迫的等級，在公社[5]裡是武裝的和自治的團體，在一些地方組成獨立的城市共和國[6]，在另一些地方組成君主國中的納稅的第三等級[7]，後來，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它是等級制君主國或專制君主國中同貴族抗衡的勢力，甚至是大君主國的主要基礎；最後，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裡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資產階級揭示了，在中世紀深受反動派稱許的好勇鬥狠，是以懶散怠惰作為它的相應的補充的。它第一次証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德式教堂的奇蹟；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移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 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8]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係。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9]。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鄉村從屬於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裡。由此必然產生的後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國家了。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裡呢？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裡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在其中進行的關係，封建的農業和工業組織，一句話，封建的所有制關係，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係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10]。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巫師那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要証明這一點，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環中愈來愈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飢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吞噬了社會的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11]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於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資產階級即資本愈發展，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跟著發展；現代的工人只有當他們找到工作的時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殖資本的時候才能找到工作。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他們同樣地受到競爭方面的一切變化的影響，受到市場方面的一切波動的影響。 由於機器的推廣和分工的發展，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也失去了對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於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格，從而勞動的價格[12]，是同它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愈使人感到厭惡，工資也就愈減少。不僅如此，機器愈推廣，分工愈細致，勞動量也就愈增加，這或者是由於工作時間的延長，或者是由於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量的增加，機器運轉的加速，等等。 現代工業已經把家長式的師傅的小作坊變成了工業資本家的大工廠。擠在工廠裡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受著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他們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並且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廠主資產者本人的奴役。這種專制制度愈是公開地把發財致富宣布為自己的最終[13]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惡。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氣力愈少，換句話說，現代工業愈發達，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擠[14]。對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再沒有什麼社會意義了。他們都只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捕來。 以前的中間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和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裡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足以經營大工業，經不起較大的資本家的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手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就是這樣從居民的所有階級中得到補充的。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後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鬥爭。他們不僅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他們攻擊生產工具本身[15]；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外國商品，搗毀機器，燒毀工廠，力圖恢復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並為競爭所分裂的群眾。廣大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須而且暫時還能夠把整個無產階級發動起來。因此，在這個階段上，無產者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君主專制的殘餘、地主、非工業資產者和小資產者作鬥爭。因此，整個歷史運動都集中在資產階級手裡；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愈來愈感覺到自己的力量。機器使勞動的差別愈來愈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的利益和生活狀況也愈來愈趨於一致。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愈來愈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愈來愈沒有保障；個別工人和個別資產者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同盟[16]；他們聯合起來保衛自己的工資。他們甚至建立了經常性的團體，以便一旦發生衝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鬥爭轉變為起義。 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來愈擴大的團結。這種團結由於大工業所造成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係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係，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鬥爭匯合成全國性的鬥爭，匯合成階級鬥爭。而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中世紀的市民靠鄉間小道需要幾百年才能達到的團結，現代的無產者利用鐵路只要幾年就可以達到了。 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於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但是，這種組織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產生，並且一次比一次更強大，更堅固，更有力。它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分裂，迫使他們用法律形式承認工人的個別利益。英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就是一個例子。 一般說來，舊社會內部的衝突在許多方面都促進了無產階級的發展。資產階級處於不斷的鬥爭中：最初是反對貴族，後來又反對其利益同工業進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資產階級，並且經常反對一切外國的資產階級。在這一切鬥爭中，資產階級都不得不向無產階級呼籲，要求無產階級援助，這樣就把無產階級捲進了政治運動。於是，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17]即反對自身的武器給予了無產階級。 其次，我們已經看到，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中的整個整個的階層拋到無產階級隊伍裡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18]。 最後，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份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於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所以，正像過去貴族中有一部份人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一樣，現在資產階級中也有一部份人，特別是已經提高到從理論上認識整個歷史運動這一水平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 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於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有時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 舊社會的生活條件在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中已經被消滅了。無產者是沒有財產的；他們和妻子兒女的關係同資產階級的家庭關係再沒有共同之處了，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們看來全都是掩蓋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偏見。 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後，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於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麼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19]獨立的運動。無產階級，現今社會的最下層，如果不炸毀構成官方社會的整個上層，就不能抬起頭來，挺起胸來。 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轉變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已經看到，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証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証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它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 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裡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20]，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2] 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狀態，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完全沒有人知道。後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証明了這種所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發展所由起始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土地公有的村社是從印度起到愛爾蘭止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後，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係，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於彼此對立的階級。關於這個解體過程，我曾經試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6年斯圖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討。（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註。在1890年德文版中刪去了這個註的最後一句話。） [3] 行會師傅就是在行會中享有全權的會員，是行會內部的師傅，而不是行會的首領。（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註） [4] 「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這個階級的相應的政治上的成就」。──譯者註 [5] 法國的新興城市，甚至在它們從封建領主手裡爭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級」的政治權利以前，就已經稱為「公社」了。一般說來，這裡是把英國當做資產階級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而把法國當做資產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註） 義大利和法國的市民，從他們的封建領主手中買得或爭得最初的自治權以後，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體稱為「公社」。（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註） [6] 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裡加上了：「（例如在義大利和德國）」。──譯者註 [7] 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裡加上了：「（例如在法國）」。──譯者註 [8] 「過去，在1890年德文版中是：「其他」。──譯者註 [9] 這句話中的「文學」（Literatur）一詞是指科學、藝術、哲學等等方面的書面著作。──譯者註 [10] 在1888年英文版中沒有這句話。──譯者註 [11] 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刪去了：「資產階級文明和」。──譯者註 [12] 在比較後期的各種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的價格」等等比較確切的概念（這是由馬克思開始採用的）分別代替了「勞動的價值」和「勞動的價格」等等概念。 [13] 在1890年德文版中刪去了：「最終」。──譯者註 [14] 「受到女工的排擠」在1848年第一個德文版（2月出版的二十三頁本）中是：「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譯者註 [15] 這句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們不是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而是攻 擊生產工具本身」。──譯者註 [16] 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裡加上了：「（工聯）」。──譯者註 [17] 「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譯者註 [18]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啟蒙和進步的新因素」。──譯者註 [19] 在1888年英文版中這裡加上了：「自覺的」。──譯者註 [20] 這句話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譯者註 | L’histoire de toute société jusqu’à nos jours n’a été que l’histoire de luttes de classes. Homme libre et esclave, patricien et plébéien, baron et serf, maître de jurande et compagnon, en un mot oppresseurs et opprimés, en opposition constante, ont mené une guerre ininterrompue, tantôt ouverte, tantôt dissimulée, une guerre qui finissait toujours soit par une transformat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soit par la destruction des deux classes en lutte. Dans les premières époques historiques, nous constatons presque partout une organisation complète de la société en classes distinctes, une échelle graduée de conditions sociales. Dans la Rome antique, nous trouvons des patriciens, des chevaliers, des plébéiens, des esclaves; au moyen âge, des seigneurs, des vassaux, des maîtres de corporation, des compagnons, des serfs et, de plus, dans chacune de ces classes, une hiérarchie particulièr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moderne, élevée sur les ruines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n’a pas aboli les antagonismes de classes Elle n’a fait que substituer de nouvelles classes, de nouvelles conditions d’oppression, de nouvelles formes de lutte à celles d’autrefois. Cependant, le caractère distinctif de notre époque, de l’époque de la bourgeoisie, est d’avoir simplifié les antagonismes de classes. La société se divise de plus en deux vastes camps ennemis, en deux grandes classes diamétralement opposées: la bourgeoisie et le prolétariat. Des serfs du moyen âge naquirent les bourgeois des premières agglomérations urbaines; de cette population municipale sortirent les premiers éléments de la bourgeoisi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la circumnavigation de l’Afrique offrirent à la bourgeoisie naissante un nouveau champ d’action. Les marchés des Indes Orientales et de la Chine, la colonisation de l’Amérique, le commerce colonial, la multiplication des moyens d’échange et, en général, des marchandises donnèrent un essor jusqu’alors inconnu au négoce, à la navigation, à l’industrie et assurèrent, en conséquence, un développement rapide à l’élément révolutionnaire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en dissolution. L’ancien mode d’exploitation féodal ou corporatif de l’industrie ne suffisait plus aux besoins qui croissaient sans cesse à mesure que s’ouvraient de nouveaux marchés. La manufacture prit sa place. La moyenne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 supplanta les maîtres de juran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entre les différentes corporations céda la place à la division du travail au sein de l’atelier même. Mais les marchés s’agrandissaient sans cesse: la demande croissait toujours. La manufacture, à son tour, devint insuffisante. Alors, la vapeur et la machine révolutionnèrent la production industrielle. La grande industrie moderne supplanta la manufacture; la moyenne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 céda la place aux millionnaires de l’industrie, aux chefs de véritables armées industrielles, aux bourgeois modernes. La grande industrie a créé le marché mondial, préparé par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 Le marché mondial accéléra prodigieusement l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de la navigation, des voies de communication. Ce développement réagit à son tour sur l’extension de l’industrie; et, au fur et a mesure que l’industrie, le commerce, la navigation, les chemins de fer se développaient, la bourgeoisie grandissait, décuplant ses capitaux et refoulant à l’arrière-plan les classes léguées par le moyen âge. La bourgeoisie, nous le voyons, est elle-même le produit d’un long développement, d’une série de révolutions dans le mode de production et l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A chaque étape de l’évolution que parcourait la bourgeoisie correspondait pour elle un progrès politique. Classe opprimée par le despotisme féodal, association armée s’administrant elle-même dans la commune, ici, république urbaine indépendante; là, tiers état taillable et corvéable de la monarchie, puis, durant la période manufacturière. contrepoids de la noblesse dans la monarchie féodale ou absolue, pierre angulaire des grandes monarchies, la bourgeoisi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grande industrie et du marché mondial, s’est finalement emparée de la souveraineté politique exclusive dans l’Etat représentatif moderne. Le gouvernement moderne n’est qu’un comité qui gère les affaires communes de la classe bourgeoise tout entière. La bourgeoisie a joué dans l’histoire un rôle éminemment révolutionnaire. Partout où elle a conquis le pouvoir, elle a foulé aux pieds les relations féodales, patriarcales et idylliques. Tous les liens complexes et variés qui unissent l’homme féodal à ses “supérieurs naturels”, elle les a brisés sans pitié pour ne laisser subsister d’autre lien, entre l’homme et l’homme, que le froid intérêt, les dures exigences du “paiement au comptant”. Elle a noyé les frissons sacrés de l’extase religieuse, de l’enthousiasme chevaleresque, de la sentimentalité petite-bourgeoise dans les eaux glacées du calcul égoïste. Elle a fait de la dignité personnelle une simple valeur d’échange; elle a substitué aux nombreuses libertés, si chèrement conquises, l’unique et impitoyable liberté du commerce. En un mot, à la place de l’exploitation que masquaient les illusions religieuses et politiques, elle a mis une exploitation ouverte, éhontée, directe, brutale. La bourgeoisie a dépouillé de leur auréole toutes les activités qui passaient jusque-là pour vénérables et qu’on considérait avec un saint respect. Le médecin, le juriste, le prêtre, le poète, le savant, elle en a fait des salariés à ses gages. La bourgeoisie a déchiré le voile de sentimentalité qui recouvrait les relations de famille et les a réduites à n’être que de simples rapports d’argent. La bourgeoisie a révélé comment la brutale manifestation de la force au moyen âge, si admirée de la réaction, trouva son complément naturel dans la paresse la plus crasse. C’est elle qui, la première, a fait voir ce dont est capable l’activité humaine. Elle a créé de tout autres merveilles que les pyramides d’Egypte, les aqueducs romains, les cathédrales gothiques; elle a mené à bien de tout autres expéditions que les invasions et les croisades. La bourgeoisie ne peut exister sans révolutionner constamment les instruments de production, ce qui veut dire l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c’est-à-dire l’ensemble des rapports sociaux. Le maintien sans changement de l’ancien mode de production était, au contraire, pour toutes les classes industrielles antérieures, la condition première de leur existence. Ce bouleversement continuel de la production, ce constant ébranlement de tout le système social, cette agitation et cette insécurité perpétuelles distinguent l’époque bourgeoise de toutes les précédentes. Tous les rapports sociaux, figés et couverts de rouille, avec leur cortège de conceptions et d’idées antiques et vénérables, se dissolvent; ceux qui les remplacent vieillissent avant d’avoir pu s’ossifier. Tout ce qui avait solidité et permanence s’en va en fumée, tout ce qui était sacré est profané, et les hommes sont forcés enfin d’envisager leurs conditions d’existence et leurs rapports réciproques avec des yeux désabusés. Poussée par le besoin de débouchés toujours nouveaux, la bourgeoisie envahit le globe entier. Il lui faut s’implanter partout, exploiter partout, établir partout des relations. Par l’exploitation du marché mondial, la bourgeoisie donne un caractère cosmopolite à la production et à la consommation de tous les pays. Au grand désespoir des réactionnaires, elle a enlevé à l’industrie sa base nationale. Les vieilles industries nationales ont été détruites et le sont encore chaque jour. Elles sont supplantées par de nouvelles industries, dont l’adoption devient une question de vie ou de mort pour toutes les nations civilisées, industries qui n’emploient plus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indigènes, mais des matières premières venues des régions les plus lointaines, et dont les produits se consomment non seulement dans le pays même, mais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globe. A la place des anciens besoins, satisfaits par les produits nationaux, naissent des besoins nouveaux, réclamant pour leur satisfaction les produits des contrées et des climats les plus lointains. A la place de l’ancien isolement des provinces et des nations se suffisant à elles-mêmes, se développent des relations universelles, une interdépendance universelle des nations. Et ce qui est vrai de la production matérielle ne l’est pas moins des productions de l’esprit Les oeuvres intellectuelles d’une nation deviennent la propriété commune de toutes. L’étroitesse et l’exclusivisme nationaux deviennent de jour en jour plus impossibles et de la multiplicité des littératures nationales et locales naît une littérature universelle. Par le rapide perfectionnement des instruments de production et l’amélioration infinie d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la bourgeoisie entraîne dans le courant de la civilisation jusqu’aux nations les plus barbares. Le bon marché de ses produits est la grosse artillerie qui bat en brèche toutes les murailles de Chine et contraint à la capitulation les barbares les plus opiniâtrement hostiles aux étrangers. Sous peine de mort, elle force toutes les nations à adopter le mode bourgeois de production; elle les force à introduire chez elle la prétendue civilisation, c’est-à-dire à devenir bourgeoises. En un mot, elle se façonne un monde à son image. La bourgeoisie a soumis la campagne à la ville. Elle a créé d’énormes cités; elle a prodigieusement augmenté la population des villes par rapport à celles des campagnes, et par là, elle a arraché une grande partie de la population à l’abrutissement de la vie des champs. De même qu’elle a soumis la campagne à la ville, les pays barbares ou demi-barbares aux pays civilisés, elle a subordonné les peuples de paysans aux peuples de bourgeois, l’Orient à l’Occident. La bourgeoisie supprime de plus en plus l’émiettement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 de la propriété et de la population. Elle a aggloméré la population, centralisé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concentré la propriété dans un petit nombre de mains. La conséquence totale de ces changements a été la centralisation politique. Des provinces indépendantes, tout juste fédérées entre elles, ayant des intérêts, des lois, des gouvernements, des tarifs douaniers différents, ont été réunies en une seule nation, avec un seul gouvernement, une seule loi, un seul intérêt national de classe, derrière un seul cordon douanier. La bourgeoisie, au cours de sa domination de classe à peine séculaire, a créé des forces productives plus nombreuses; et plus colossales que l’avaient fait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passées prises ensemble. La domestication des forces de la nature, les machines, l’application de la chimie à l’industrie et à l’agriculture, la navigation à vapeur, les chemins de fer, les télégraphes électriques, le défrichement de continents entiers, la régularisation des fleuves, des populations entières jaillies du sol — quel siècle antérieur aurait soupçonné que de pareilles forces productives dorment au sein du travail social? Voici donc ce que nous avons vu: l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sur la base desquels s’est édifiée la bourgeoise, furent créés à l’intérieur de la société féodale. A un certain degré du développement de ce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l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la société féodale produisait et échangeait, l’organisation féodale 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manufacture, en un mot le régime féodal de propriété, cessèrent de correspondre aux forces productives en plein développement. Ils entravaient la production au lieu de la faire progresser. Ils se transformèrent en autant de chaînes. Il fallait les briser. Et on les brisa. A sa place s’éleva la libre concurrence, avec une constitu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 appropriée, avec la suprémati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de la classe bourgeoise. Nous assistons aujourd’hui à un processus analogue. Les conditions bourgeoise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le régime bourgeois de la propriété,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moderne, qui a fait surgir de si puissants moyens de production et d’échange, ressemblent au magicien qui ne sait plus dominer les puissances infernales qu’il a évoquées. Depuis des dizaines d’années, l’histoire de l’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n’est autre chose que l’histoire de la révolt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modernes contre les rapports modernes de production, contre le régime de propriété qui conditionnent l’existence de la bourgeoisie et sa domination. Il suffit de mentionner les crises commerciales qui, par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menacent de plus en plus l’existence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Chaque crise détruit régulièrement non seulement une masse de produits déjà créés, mais encore une grande parti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déjà existantes elles-mêmes. Une épidémie qui, à toute autre époque, eût semblé une absurdité, s’abat sur la société, — l’épidémie de la surproduction. La société se trouve subitement ramenée à un état de barbarie momentanée; on dirait qu’une famine, une guerre d’extermination lui ont coupé tous ses moyens de subsistance; l’industrie et le commerce semblent anéantis. Et pourquoi? Parce que la société a trop de civilisation, trop de moyens de subsistance, trop d’industrie, trop de commerce. Les forces productives dont elle dispose ne favorisent plus le régime de la propriété bourgeoise; au contraire, elles sont devenues trop puissantes pour ce régime qui alors leur fait obstacle; et toutes les fois que les forces productives sociales triomphent de cet obstacle, elles précipitent dans le désordr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tout entière et menacent l’existence de la propriété bourgeoise. Le système bourgeois est devenu trop étroit pour contenir les richesses créées dans son sein. — Comment la bourgeoisie surmonte-t-elle ces crises? D’un côté, en détruisant par la violence une masse de forces productives; de l’autre, en conquérant de nouveaux marchés et en exploitant plus à fond les anciens. A quoi cela aboutit-il? A préparer des crises plus générales et plus formidables et à diminuer les moyens de les prévenir. Les armes dont la bourgeoisie s’est servie pour abattre la féodalité se retournent aujourd’hui contre la bourgeoisie elle-même. Mais la bourgeoisie n’a pas seulement forgé les armes qui la mettront à mort; elle a produit aussi les hommes qui manieront ces armes, les ouvriers modernes, les prolétaires. A mesure que grandit la bourgeoisie, c’est-à-dire le capital, se développe aussi le prolétariat, la classe des ouvriers modernes qui ne vivent qu’à la condition de trouver du travail et qui n’en trouvent que si leur travail accroît le capital. Ces ouvriers, contraints de se vendre au jour le jour, sont une marchandise, un article de commerce comme un autre; ils sont exposés, par conséquent, à toutes les vicissitudes de la concurrence, à toutes les fluctuations du marché. Le développement du machinisme et la division du travail, en faisant perdre au travail de l’ouvrier tout caractère d’autonomie, lui ont fait perdre tout attrait. Le producteur devient un simple accessoire de la machine, on n’exige de lui que l’opération la plus simple, la plus monotone, la plus vite apprise. Par conséquent, ce que coûte l’ouvrier se réduit, à peu de chose près, au coût de ce qu’il lui faut pour s’entretenir et perpétuer sa descendance. Or, le prix du travail, comme celui de toute marchandise, est égal à son coût de production. Donc, plus le travail devient répugnant, plus les salaires baissent. Bien plus, la somme de labeur s’accroît avec le développement du machinisme et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it par l’augmentation des heures ouvrables, soit par l’augmentation du travail exigé dans un temps donné, l’accélération du mouvement des machines, etc. L’industrie moderne a fait du petit atelier du maître artisan patriarcal la grande fabrique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Des masses d’ouvriers, entassés dans la fabrique, sont organisés militairement. Simples soldats de l’industrie, ils sont placés sous la surveillance d’une hiérarchie complète de sous-officiers et d’officiers. Ils ne sont pas seulement les esclaves de la classe bourgeoise, de l’Etat bourgeois, mais encore, chaque jour, à chaque heure, les esclaves de la machine, du contremaître et surtout du bourgeois fabricant lui-même. Plus ce despotisme proclame ouvertement le profit comme son but unique, plus il devient mesquin, odieux, exaspérant. Moins le travail exige d’habileté et de force, c’est-à-dire plus l’industrie moderne progresse, et plus le travail des hommes est supplanté par celui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Les distinctions d’âge et de sexe n’ont plus d’importance sociale pour la classe ouvrière. Il n’y a plus que des instruments de travail, dont le coût varie suivant l’âge et le sexe. Une fois que l’ouvrier a subi l’exploitation du fabricant et qu’on lui a compté son salaire, il devient la proie d’autres membres de la bourgeoisie: du propriétaire, du détaillant, du prêteur sur gages, etc., etc. Petits industriels, marchands et rentiers, artisans et paysans, tout l’échelon inférieur des classes moyennes de jadis, tombent dans le prolétariat; d’une part, parce que leurs faibles capitaux ne leur permettant pas d’employer les procédés de la grande industrie, ils succombent dans leur concurrence avec les grands capitalistes; d’autre part, parce que leur habileté technique est dépréciée par les méthodes nouvelles de production. De sorte que le prolétariat se recrute dans toutes les classes de la population. Le prolétariat passe par différentes phases d’évolution. Sa lutte contre la bourgeoisie commence avec son existence même. La lutte est engagée d’abord par des ouvriers isolés, ensuite par les ouvriers d’une même fabrique, enfin par les ouvriers d’une même branche d’industrie, dans une même localité, contre le bourgeois qui les exploite directement. Ils ne dirigent pas seulement leurs attaques contre les rapports bourgeois de production: ils les dirigent contre les instruments de production eux-mêmes; ils détruisent les marchandises étrangères qui leur font concurrence, brisent les machines, brûlent les fabriques et s’efforcent de reconquérir la position perdue de l’artisan du moyen age. A ce stade, le prolétariat forme une masse disséminée à travers le pays et émiettée par la concurrence. S’il arrive que les ouvriers se soutiennent par l’action de masse, ce n’est pas encore là le résultat de leur propre union, mais de celle de la bourgeoisie qui, pour atteindre ses fins politiques propres, doit mettre en branle le prolétariat tout entier, et qui possède encore provisoirement le pouvoir de le faire. Durant cette phase, les prolétaires ne combattent donc pas leurs propres ennemis, mais les ennemis de leurs ennemis, c’est-à-dire les vestiges de la monarchie absolue,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bourgeois non industriels, petits bourgeois. Tout le mouvement historique est de la sorte concentré entre les mains de la bourgeoisie; toute victoire remportée dans ces conditions est une victoire bourgeoise. Or, le développement de l’industrie, non seulement accroît le nombre des prolétaires, mais les concentre en masses plus considérables; la force des prolétaires augmente et ils en prennent mieux conscience. Les intérêts, 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au sein du prolétariat, s’égalisent de plus en plus, à mesure que la machine efface toute différence dans le travail et réduit presque partout le salaire à un niveau également bas. Par suite de la concurrence croissante des bourgeois entre eux et des crises commerciales qui en résultent, les salaires deviennent de plus en plus instables; le perfectionnement constant et toujours plus rapide de la machine rend la condition de l’ouvrier de plus en plus précaire; les collisions individuelles entre l’ouvrier et le bourgeois prennent de plus en plus le caractère de collisions entre deux classes. Les ouvriers commencent par former des coalitions contre les bourgeois pour la défense de leurs salaires. Ils vont jusqu’à constituer des associations permanentes pour être prêts en vue de rébellions éventuelles. Çà et là, la lutte éclate en émeute. Parfois, les ouvriers triomphent; mais c’est un triomphe éphémère. Le résultat véritable de leurs luttes est moins le succès immédiat que l’union grandissante des travailleurs. Cette union est facilitée par l’accroissement d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qui sont créés par une grande industrie et qui permettent aux ouvriers de localités différentes de prendre contact. Or, il suffit de cette prise de contact pour centraliser les nombreuses luttes locales, qui partout revêtent le même caractère, en une lutte nationale, en une lutte de classes. Mais toute lutte de classes est une lutte politique, et l’union que les bourgeois du moyen âge mettaient des siècles à établir avec leurs chemins vicinaux, les prolétaires modernes la réalisent en quelques années grâce aux chemins de fer. Cette organisation du prolétariat en classe, et donc en parti politique, est sans cesse détruite de nouveau par la concurrence que se font les ouvriers entre eux. Mais elle renaît toujours, et toujours plus forte, plus ferme, plus puissante. Elle profite des dissensions intestines de la bourgeoisie pour l’obliger à reconnaître, sous forme de loi, certains intérêt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par exemple le bill de dix heures en Angleterre. En général, les collisions qui se produisent dans la vieille société favorisent de diverses manières le développement du prolétariat. La bourgeoisie vit dans un état de guerre perpétuel; d’abord contre l’aristocratie, puis contre ces fractions de la bourgeoisie même dont les intérêts entrent en conflit avec le progrès de l’industrie, et toujours, enfin, contre la bourgeoisie de tous les pays étrangers. Dans toutes ces luttes, elle se voit obligée de faire appel au prolétariat, de revendiquer son aide et de l’entraîner ainsi dans le mouvement politique. Si bien que la bourgeoisie fournit aux prolétaires les éléments de sa propre éducation, c’est-à-dire des armes contre elle-même. De plus, ainsi que nous venons de le voir, des fractions entières de la classe dominante sont, par le progrès de l’industrie, précipitées dans le prolétariat, ou sont menacées, tout au moins, dans leurs conditions d’existence. Elles aussi apportent au prolétariat une foule d’éléments d’éducation. Enfin, au moment où la lutte des classes approche de l’heure décisive, le processus de décomposition de la classe dominante, de la vieille société tout entière, prend un caractère si violent et si âpre qu’une petite fraction de la classe dominante se détache de celle-ci et se rallie à la classe révolutionnaire, à la classe qui porte en elle l’avenir. De même que, jadis, une partie de la noblesse passa à la bourgeoisie, de nos jours une partie de la bourgeoisie passe au prolétariat, et, notamment, cette partie des idéologues bourgeois qui se sont haussés jusqu’à la compréhension théorique de l’ensemble du mouvement historique. De toutes les classes qui, à l’heure présente, s’opposent à la bourgeoisie, le prolétariat seul est une classe vraiment révolutionnaire. Les autres classes périclitent et périssent avec la grande industrie; le prolétariat, au contraire, en est le produit le plus authentique. Les classes moyennes, petits fabricants, détaillants, artisans, paysans, tous combattent la bourgeoisie parce qu’elle est une menace pour leur existence en tant que classes moyennes. Elles ne sont donc pas révolutionnaires, mais conservatrices; bien plus, elles sont réactionnaires: elles cherchent à faire tourner à l’envers la roue de l’histoire. Si elles sont révolutionnaires, c’est en considération de leur passage imminent au prolétariat: elles défendent alors leurs intérêts futurs et non leurs intérêts actuels; elles abandonnent leur propre point de vue pour se placer à celui du prolétariat. Quant au lumpenprolétariat, ce produit passif de la pourriture des couches inférieures de la vieille société, il peut se trouver, çà et là, entraîné dans le mouvement par une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 cependant, ses conditions de vie le disposeront plutôt à se vendre à la réaction. 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de la vieille société sont déjà détruites dans 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du prolétariat. Le prolétaire est sans propriété; ses relations avec sa femme et ses enfants n’ont plus rien de commun avec celles de la famille bourgeoise; le travail industriel moderne, l’asservissement de l’ouvrier au capital, aussi bien en Angleterre qu’en France, en Amérique qu’en Allemagne, dépouillent le prolétaire de tout caractère national. Les lois, la morale, la religion sont à ses yeux autant de préjugés bourgeois derrière lesquels se cachent autant d’intérêts bourgeois. Toutes les classes qui, dans le passé, se sont emparées du pouvoir essayaient de consolider leur situation acquise en soumettant la société aux conditions qui leur assuraient leurs revenus propres. Les prolétaires ne peuvent se rendre maîtres des forces productives sociales qu’en abolissant leur propre mode d’appropriation d’aujourd’hui et, par suite, tout le mode d’appropriation en vigueur jusqu’à nos jours. Les prolétaires n’ont rien à sauvegarder qui leur appartienne, ils ont à détruire toute garantie privée, toute sécurité privée antérieure. Tous les mouvements historiques ont été, jusqu’ici, accomplis par des minorités ou au profit des minorités. Le mouvement prolétarien est le mouvement spontané de l’immense majorité au profit de l’immense majorité. Le prolétariat, couche inférieure de la société actuelle, ne peut se soulever, se redresser, sans faire sauter toute la superstructure des couches qui constituent la société officielle. La lutte du prolétariat contre la bourgeoisie, bien qu’elle ne soit pas, quant au fond, une lutte nationale, en revêt cependant tout d’abord la forme. Il va sans dire que le prolétariat de chaque pays doit en finir, avant tout, avec sa propre bourgeoisie. En esquissant à grands traits les phases du développement du prolétariat, nous avons retracé l’histoire de la guerre civile, plus ou moins larvée, qui travaille la société actuelle jusqu’à l’heure où cette guerre éclate en révolution ouverte, et où le prolétariat fonde sa domination par le renversement violent de la bourgeoisie. Toutes les sociétés antérieures, nous l’avons vu, ont reposé sur l’antagonisme de classes oppressives et de classes opprimées. Mais, pour opprimer une classe, il faut pouvoir lui garantir d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qui lui permettent, au moins, de vivre dans la servitude. Le serf, en plein servage, est parvenu a devenir membre d’une commune, de même que le petit-bourgeois s’est élevé au rang de bourgeois, sous le joug de l’absolutisme féodal. L’ouvrier moderne au contraire, loin de s’élever avec le progrès de l’industrie, descend toujours plus bas, au-dessous même des conditions de vie de sa propre classe. Le travailleur devient un pauvre, et le paupérisme s’accroît plus rapidement encore que la population et la richesse. Il est donc manifeste que la bourgeoisie est incapable de remplir plus longtemps son rôle de classe dirigeante et d’imposer à la société, comme loi régulatrice, 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 de sa classe. Elle ne peut plus régner, parce qu’elle est incapable d’assurer l’existence de son esclave dans le cadre de son esclavage, parce qu’elle est obligée de le laisser déchoir au point de devoir le nourrir au lieu de se faire nourrir par lui. La société ne peut plus vivre sous sa domination, ce qui revient à dire que l’existence de la bourgeoisie n’est plus compatible avec celle de la société. L’existence et la domination de la classe bourgeoise ont pour condition essentielle l’accumulation de la richesse aux mains des particuliers, la formation et l’accroissement du Capital; la condition d’existence du capital, c’est le salariat. Le salariat repose exclusivement sur la concurrence des ouvriers entre eux. Le progrès de l’ industrie, dont la bourgeoisie est l’agent sans volonté propre et sans résistance, substitue à l’isolement des ouvriers résultant de leur concurrence, leur union révolutionnaire par l’association. Ainsi,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grande industrie sape, sous les pieds de la bourgeoisie, le terrain même sur lequel elle a établi son système de production et d’appropriation. Avant tout, la bourgeoisie produit ses propres fossoyeurs. Sa chute et la victoire du prolétariat sont également inévitabl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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